（本文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二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）
我初次接触到革命和现代化两大课题，是在中学西史科的课堂。老师选用的课本并非一般只为应付中学会考的「鸡精书」，而是Denis Richards的佳作《现代欧洲1789年至1945年》（Modern Europe 1789-1945）。
书中的首两章以法国大革命为题，作者写道：
「然而这场革命的原动力其实并非来自农民阶级，而是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，经济条件较优，尤以律师、医生等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主。究其原因，这一阶层固然并未如农民般受贫困煎熬，但却因被拒建制门外而深感不忿……。总而言之，他们认为参政遭受限制实属不公，其中一名领导人物就曾出此语：『何谓第三等级？可说是无所不包。在现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为？简直是全无作为。又有何抱负？当然是有所作为。』因此，法国大革命领袖几乎全都来自第三等级，也就不足为奇。」
书中继而交代：
「不久，三级会议于8月4日晚发生了一件历史大事。会议上一名贵族代表起立提议废除所有封建权利，随即引起其他代表和议。会议厅内群情汹涌，一如救世军会议；贵族代表逐一起立，相拥而泣，纷纷宣布放弃自身权益，自我牺牲精神溢于言表（自然也有人被迫「陪葬」）。到了翌日早上八时，会议共通过三十条法案，令法国法律面貌为之变天。8月4日当晚，会议允予农民在革命中的一切要求；时日渐过，极端主义与暴力抬头，农民自然倾向支持任何承诺保障其新权利的一方。农民并非民主信徒，既然拿破仑看似能保障他们受惠于革命的大部分权利，他们也就乐于支持。」
此书解说法国大革命深入浅出，中学四年级生也能看懂，而且内容引人入胜，令人读得津津有味。
革命殊途 追本溯源
至于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，则始于大学时期初读摩尔（Barrington Moore）的《独裁与民主的根源：造就现代世界的地主与农民》，书中的结论别出机杼，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政治后果只能是共产独裁政体，令我大感意外，也颇为震惊。四十年后重读此书，我相信摩尔对中国的论题基本上依然正确，对有意探索中国革命来龙去脉的学生来说，确是最佳入门。我与摩尔一样，认为寻求答案的最佳办法，应从中国历史发展着手。
摩尔论题提出二十世纪壁垒分明的政制，亦即独裁与民主及两者的变体，应追溯至农业社会的根源，而重点在于现代化首阶段农业商品化之际，地主与农民的遭遇。
在秦灭六国、一统天下以前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制度已具雏形；及至汉、唐两代加以完善，即使其后农民揭竿而起、外寇入侵等动荡政局，但历经朝代更替也大致维持不变。
在封建时代，所谓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，所有农作收成，统统归于天子及其臣下所有；农奴每年须定期将全部收成上缴封建地主，听候地主分派，大概亦即井田制实际上的运作方式。到了战国时代，中国的封建制度已成强弩之末，西方的封建制度却仍远未发轫。
废除封建 释放地权
七国之中，以秦国废除封建制度最力。在秦孝公支持下，商鞅在公元前356年进行「变法」，推行连串影响深远的政经改革，除迁都咸阳以削弱贵族的影响力以外，又实施各项措施废除「世卿世禄」制度。商鞅变法中最切合本文题旨的，要算是土地改革和创立官僚制度。
商鞅变法将秦国土地私有化，容许土地自由买卖；奖励农业；鼓励移民及人口增长；编制户口以便征税及管理。此外，又设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，以取代世袭王侯当政的旧习。从此之后，周朝以来的分封制就由郡县制所替代，至汉朝再加完善而成定制。商鞅变法为弱小的秦国创造了有利条件，至战国时代摇身一变而成经济和军事强国，终歼灭六国，早于公元前221年就统一中国、废除地权世袭、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，并实行农地私有化，这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早两千年。
上述改革措施经汉、唐两代再加完善之后，土地变成可供耕者自由买卖的私产，政府则专管征收地税事宜，不理地权谁属。土地买卖让买卖双方缔结只关经济而无关皇权的契约关系。由此产生的地主阶级，与传统封建地主完全沾不上边。井田制度下产生的封建地主，依靠政治人脉才可保权势；在汉、唐两代，地主依仗的则纯为财势。
新制度较具经济效率，而农地私有制更有助经济蓬勃发展，使中国的生产力在农业经济体中一枝独秀。工业化年代以前，按人均计算，中国大概是富甲全球的经济体。地权世袭制早已废除，以致断绝王侯以政治本钱换取经济利益的快捷方式。理论上，中国开放政制，也因而较封建时期的西方为早。
另一方面，土地私有权也逐渐集中。由于农作收成易受气候变化和天灾影响，农民往往难以如数上缴田赋。每逢收成欠佳的日子，地权转让特别频繁，而且逐渐落入富人手中。售出农地之后，本来拥有地权的耕者则沦为佃农，虽可免向政府缴纳地税，却须向地主缴交昂贵地租，往往可达收成之半。因此，地税愈低，佃农无从受惠，反而地主获利愈高。减低地税本来具有鼓励生产及促进人口增长的作用，却弄巧反拙，导致财富分配不均。
土地私有 地主抬头
因此，土地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备受争议，政治上亦形成水火不容的两派意见：一派向往古代平均地权的井田制，亦即国家认可平均地权的公社制；另一派则主张地权应为耕者所有，亦即私有产权的自由。虽然有关议题争论不休，中国农地权私有制二千多年来却一直得以维持，直至共产主义革命为止。
中国地权世袭制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迅即废除，其中另具一项关键意义：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后，在治理国事方面必须建立官吏选拔制度。反观欧洲在封建制度下一直靠皇室贵冑管治，所涉的开支就划算得多。
欧洲各国政府税收所以较中国为少，其原因亦不难理解。中国建基于农地私有化的农业生产方式，不但效率较高，亦产生了欧洲封建制所欠缺的活跃土地买卖市场。此外，欧洲诸国皇室连年交战，相较之下，中国统一之后相对和平稳定，军备开支亦大概较低。税收高、支出低，让中国较具财力负担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，而毋须依赖忠诚度往往成疑的贵冑辅政；欧洲则要待其现代经济繁荣之后，才能逐步建立有效率的官僚制度。不过，对于尚处农业社会阶段的中国而言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难免构成沉重的财政包袱，大概就是其后难以根除的贪污歪风的远因。
汉代任用官员开始接受平民百姓中之贤士受荐举的甄选制度，到了唐代正式设立科举制度开科取士，并确立官吏九品制。科举取士在当时视为选拔人才的公平制度，在政治上而言，也可算是延揽行政贤才的高度「民主」方式。相反，欧洲的管治精英，即使到了十七世纪仍奉行世袭制。不问出身、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制度，其效率和认受性必定胜过封建社会及农业经济体的封闭政制。
到了十七世纪，为便于税收与司法，法皇路易十四在欧洲率先创建官僚制度；更为鼓励世袭贵冑舍弃封邑迁居首都，修建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以资贿赂并权充借口，却因而种下「遥距地主」（absentee landlordism）的祸根。大概由于地主远离封地，以致缺乏监管，农地收成随之减少，但苛捐杂税的重担却令佃农不胜负荷；征税程序后来亦蒙上贪污色彩。因此，法皇为求监控贵族之举，竟演变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。
制度过稳 变革肇因
前现代农业经济体之中，大概以中国的政制最具效率，因而历经朝代更替而不衰。此制度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另一原因，在于中国地权掌握在富裕的地主阶级，他们在地方农村以至中央官僚制度中都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。中国历代天子与中央政府向来顾虑郡县官僚会受地主收买贿赂，而变得贪赃枉法。虽有三年调任一次的安排，但任何监察制度都难免漏洞，监察抵不住腐败冲击流于失效，也往往公认是朝代衰亡的一大肇因。毕竟农业经济对内要负担庞大官僚体制的开支，对外要应付防御外敌入侵的国防用度，难免左支右绌。因此，为求应付官僚体制开支，甚至难免要容忍贿赂行为。
中国政制历久不衰的另一关键因素，在于地方官犯不着挑战地主阶级的权威。过往考取功名成本极高，只有地主阶级才能负担。地主若无优秀子嗣，亦可招揽族中家境清贫而才华出众的学子加以栽培。学子受此恩惠，他朝学有所成，高中科举之后，定必感恩图报；由此生出财富、才学、官位三方面积极配合的效应。
官僚体制与地主阶级存在唇齿相依的关系。地主靠官僚保障财产权利，确保收租顺利；亦可敦促政府兴建水利系统以利便农业。富贵人家子弟晋身官僚体系有助惠泽后代，至少可于在位期间积聚土地。
基于农地私有产权，以及非世袭（皇族除外）而公开考核政治人才的经济制度，可说是较为开放的政治制度。地权与功名之间的偶合，在某程度上可加以合理化和正统化。
再者，通过地主与官僚的伙伴关系，可将农业盈余转化为发展文明资源。这种制度实在是前现代世界的极巧妙安排。
这种制度的转变动力既低，亦无助前现代自给农业过渡至商业模式。中国制造业的起源跟欧洲有别，主要在乡郊而不在市中心。由于缺乏大城市作为市场，一向行之有效的制度既无转变的必要，亦毋须将农产大量商品化以输往大城市。城市化展开之后，中国地主面对人手过剩的问题，与其费劲创新并将农产商品化，不如加地租省事，于是变为食租者，而非农业创业家。地主拒绝与时并进，其中受到城市便捷生活吸引的，就索性迁居，就像法皇路易十四时期的贵族一样，成为「遥距地主」；而农民的经济条件则每况愈下。
晚清时期，受到列强入侵威胁，中国在清廷颟顸自顾不暇之际，面对空前扩军需要，难怪传统制度面临崩溃，而农民更首当其冲。
推翻满清之后，地主阶级顿失朝廷靠山，惟有倚仗地方军阀和在城中的国民党庇荫，跟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的心态如出一辙。国民党及军阀的农业政策但求一切恢复旧观，农民所处困境更为严峻，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亦随之加剧。
中国革命始于推翻帝制的一场国民革命，而以铲除地主阶层的社会革命告终。革命结束，亦同时摧毁二千多年来地主与中央官僚之间的伙伴关系。地主为保私利负隅顽抗，由于要加大力度才能镇压，以致催生出独裁政权。农地私有制废除之后，取而代之的公社制，实与二千三百年前商鞅变法所废除的井田制大同小异。
为何摩尔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无可避免？这场革命与中国历代各次农民起义又有何分别？下期将继续探讨。
摩尔论独裁与民主‧之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