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)

 

普罗大众觉得贫穷问题日益严重、贫富日益悬殊,香港舆论焦点移向如何增加公共房屋供应,以及改善福利计划两方面。众所周知,公共房屋供应的规模与范围极大,但社会福利服务所牵涉层面之广,却非广为人知。香港大学一位同事告诉我,据他最近计算所得,政府提供的福利计划,总数竟高达221项。

 

虽然政府在房屋和福利两方面的负担如此沉重,却甚少有关这两方面对家庭制度影响的研究。美国和英国有大量社会科学研究,发觉房屋与福利计划对家庭制度造成重大冲击,对经济造成严重而深远的影响。家庭是经济活力的命脉,其重要性却一直备受忽视。我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政策与制度如何对家庭造成冲击,以及对经济表现的影响。

 

子女的「消费功能」

 

在经济学上,子女可称为投资兼消费品。这里所谓「投资兼消费品」,无非用以客观描述这两种在各地社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,绝无贬意。这种看法尤其突显出投资与消费两种行为的相互关系。投资必须储蓄,而要储蓄,就必须放弃原有消费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就知道由政府资助的房屋及退休金,为何对家庭及其种种选择产生重大影响。

 

父母对子女的爱,可算是通过生育表现的一种消费服务。其他人如祖父母也能从孙儿身上得到满足感。虽然乖孩子的消费价值较高,但即使是坏孩子,父母也可从他们身上获得满足感和效用。在工业时代以前,养儿育女,往往只为自家农场培养帮工,或继承家传事业的学徒,供养父母。当时一般家庭仍以务农为主,子女是不可或缺的长远投资。

 

不过,由于以往儿童夭折率甚高,投资在子女身上难免须冒一定风险。妇女因生育丧生是司空见惯的事,她们终生以生儿育女为目标,生育期不多于四十年,但大部分生产超过十名子女。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始终有限,部分社会更会无以为继,可见人类得以世代相传并非理所当然;家庭无疑是人类赖以传宗接代的关键制度。

 

子女投资价值的起跌

 

工业社会的兴起,为妇女提供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。妇女加入劳动市场后,提高了进修和在职培训的意欲,时间价值亦随工资上升。生儿育女需时,为使妇女的时间用得其所,一般家庭往往宁愿节育,转而集中投资在子女质素方面。至于子女为父母提供的「消费功能」,则可分量和质两方面来看,其中「量」即子女数量,「质」则为培养认知、体格、外貌、品格以及乐趣等特质。虽然生育较少子女,但子女质素较佳,反使投资的回报增加了。

 

医学上的发展,也间接鼓励了重质不重量的生育方式,发挥带动工业化时代经济扩展的功能;医学上的突破,大大减低了婴儿与儿童的夭折率,使一般家庭不必靠多生孩子,也能获得所需子女数目,让妇女得以就业,参与市场经济。

 

其次,医学上的种种发明,不但减低了各种疾病的发病率,也令环境卫生有所改善;患病日子较少,可用以工作时间较多。一般人在自身及子女身上所得的人力资本增多,等同投资获利增多。人类活得更健康,寿命较长,更肯投资在学习活动上,此所以发展中的经济体,人们都会增长学习的时间;教育和保健是相辅相承的活动。

 

在工业发达的国家,相对于供父母消费的功能,生儿育女的投资功能已日形削弱。以往,子女的投资功能有二:一、子承父业(以务农居多);二、养儿防老。

 

今时今日,子承父业的例子已不多见,反而大多投身劳动市场为外人打工。养儿防老,在富裕社会中就更不当一回事。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计划,可以全面或至少在某程度上发挥养老的作用。城市人都纷纷渴望通过置业来积聚家财,以供养老之用。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,为顺应私人置业的需求,还提供各种补贴措施,包括按揭补助、税务优惠,以及政府提供资助私人房屋。

 

事实上,生儿育女部分原因仍在于「消费」。家之所以成家,有赖子女;即使家人偶有不和亦能维系彼此关系,子女可说是个中关键。分居和离婚率,往往在一段婚姻中有两个高峰期:一、婚后数年仍未有子女,但于子女出生后会回落;二、子女长大成人,毋须父母照料。

 

家庭制度衰落的政经背景

 

家庭制度为何会出现变化,甚或步向衰落?个中原因可分为经济和政治两方面。

 

经济原因倒属次要。工业革命前,典型的经济单位以小规模家庭式农庄为主。子女起初多受雇于父母,而以继承家业为最终目标。有限的土地资源不断分拆,足以威胁整体经济的稳定性,这是当时社会所面对的一大挑战。家产分配长幼有序,分配落空的子女被迫自立,加上战乱、天灾、疾病,构成维持经济发展的社会与自然淘汰过程。

 

进入工业化时代,大企业取代了家庭式农庄。为外人打工,亦成为工业经济时期的常规。子女可自由选择为管理较为完善的企业打工,发展个人兴趣和一展所长。由于家庭事业已不再是子女未来的长期雇主,家人之间的连系自然转趋薄弱。

 

孝道有利经济

 

父母可以通过巩固文化和道德观念来恢复亲子关系,以鼓励子女在自己晚年侍奉左右。一个社会若重视侍奉父母安享晚年的规范,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意欲自然旺盛。孝道是一种经济上的美德,通过鼓励上一代投资在下一代,从而促进并维系经济发展。世世代代积累人力资本,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。

 

一个社会任由子女不必供养父母,也就是鼓励父母自行为退休生活储蓄,而减少在子女身上投资。这样的社会,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也自然较低,因为两代之间的关系相对疏离。

 

现时大多数工业社会都制订了各项足以打击家庭制度的政策和法例,其中以家庭法的影响最为直接,规限了嫁娶程序、离婚、分居、受影响妻儿所获保障、产业包括死后遗产的分配及课税等等。

 

政府在教育、房屋、退休保障,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方面的安排日益蚕食家庭所扮演的角色,也大大损害了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照顾子女的功能。这个发展足以左右家庭储蓄及投资,包括父母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抉择。

 

香港公共房屋计划,为本地三分一以上人口提供安居及容身之所,但却未能让其所服务的家庭积累财产,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市民获取最佳投资回报的途径。经济环境比公屋家庭较佳的小康之家,则可靠购置私人物业而坐享丰厚的投资回报。

 

自从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,随着资产大幅增值,香港的贫富差距已日渐拉阔。不少人都担心,香港一向人人往上爬的社会,会从此陷入跨代贫穷的困局。假若香港的公屋计划能效法新加坡的模式,本地公屋家庭就能同样得享资产增值的福份。本来,人人生而平等。不过,社会上确实既有坐失置业良机的公屋家庭,亦有因置业而有幸致富的中产家庭。由于苦无能人重整如此失当的公共房屋政策,公屋家庭仍只能继续当其牺牲品。

 

既然长期被剥夺通过置业令资产增值的机会,难怪社会上有人要求以「随收随付」(pay as you go)的办法,提供资源重新分配式(redistributive)老年退休金计划。但这种「随收随付」式的计划,对家庭储蓄和子女需求方面的决定又有何影响?这当然会助长子女不供养父母的意欲,而父母也会相应减少生儿育女,减低对下一代的投资,如此势必窒碍低收入阶层在社会向上攀升的机会。

 

家庭制度的政策出路

 

在世代之间的资源及投资传承上,家庭实为中心点。削弱父母在照顾子女方面的功能,无疑对以后的世世代代遗害无穷。这也正是现代先进工业社会一手造成的困局。美国、英国、欧洲、日本公债重担不胜负荷,就是世代关系破裂的明证。对于西方社会衰落源于「随收随付」式社会保障计划的现象,哈佛大学富格逊教授(Niall Ferguson)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。

 

家庭制度受损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严重失衡的一大成因。Banerjee、Meng、Qian三位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发现,自从「一孩政策」在 1972 年颁行以来,中国家庭因被剥夺养儿防老的选择权,为求积榖防饥,唯有将储蓄率提高约 10%左右。

 

上述研究显示,中国近 30 年来的储蓄率增长出现高达三分一的惊人比例(家庭储蓄比率由1978年的5% 增至1994年的34%),此现象可归因于「计划生育政策」的节育主张。虽然中国声称有意将经济发展策略由投资为主转为消费为主,但若「一孩政策」维持不变,这样的政策转向实在难望有显著进展。

 

在中国内地一般谈婚论嫁的男女都异常渴望在婚前拥有自置物业。相对于其他经济先进国家,中国金融制度备受严重压抑,储蓄利率偏低,不但对一般家庭毫无吸引力可言,更完全追不上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收入的高增长率,中国家庭的储蓄不足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需要,有必要不断增加收入中的储蓄比重;是以储蓄比例飙升,消费意欲下降。

 

由于中国经济一直以每年超过8% 的比率高速增长,国内工资也持续大幅上升。可惜在中国孩子身上的投资,却始终受制于「一孩政策」。面对不利的政府政策和市场利率,中国家庭实在不得不投资物业,为老年保障未雨绸缪;物业正是升值潜力足以追上经济增长的唯一资产类别。

 

在当前困境下,中国家庭唯有自求多福。一般父母已作好准备,为子女(以儿子居多)婚嫁所需购置的物业支付首期供款。如此安排既能成全子女成家立室的愿望,也能为自己养老作好打算。因此,一旦子女婚后数年就离婚收场,而对方却可取得婚前所购物业的一半业权一走了之,本来的各项精心安排就会全数落空。有鉴于此,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就离婚后的资产分配所作的最新司法解释,也就不足为奇;而此举背后亦想必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。

 

司法解释的原文有以下两段:「谁首付,离婚后房子归谁」;「婚后父母给买的房子,另一方无权分割」。这样的规定可以确定父母对有关物业所拥有的业权,而在离婚手续简易又没有子女的情况下,倒有助于维系家庭关系。

 

加强并保障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资对维系经济长远活力和增长,以及把中国投资型经济迈向消费型经济至关重要;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:改革离婚法、取消「一孩政策」、开放银行及金融市场、效法新加坡(而非香港模式)增加廉价公共房屋供应。

 

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婚姻法、政府房屋计划、金融业法规,以及老年退休金计划,都对家庭储蓄、生育,以及在子女身上投资的方式造成严重冲击。无怪乎家庭制度渐趋式微,幸而家庭制度仍在挣扎求存,因为舍此以外,已别无他选。至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经验,实乃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,而非不少港人以为可行的榜样。

 

参考文献:

 

Gary S Becker,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1.

 

Abhijit Banerjee, Xin Meng, and Nancy Qian, “Fertility and Savings: Micro-Evidence for the Life-Cycle Hypothesis from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”, Working Paper, Yale University, 2010

 

Niall Ferguson, The Great Degeneration: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, Allen Lane, 2012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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