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本文于2017年2月8日载于《信报财经新闻》)

 

有关中国超级富豪肖建华在香港失踪的新闻,在本地及国际社会均有广泛报导。

 

有未经证实的报导指称这位人称「千亿庄家」的金融巨子,怀疑因在内地涉及与权贵生意往来,成为反贪腐行动的打击对象,从香港被挟持返回内地。

 

这宗失踪事件再度惹人疑虑,认为北京政府罔顾香港自治权和司法独立的情况日趋严重。反对派某立法会议员慨叹面对北京政府专断独行,特区政府软弱无力。

 

然而,对内地或香港的富豪而言,这并非关注重点。所谓「挟持」回内地之举,关键信息在于:各地富商若与内地掌权者有生意上不规范的合作,均存有危险性。

 

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,或世界各地各种文化中,富商巨贾无不忌惮当政者,在业务上每多步步为营,其中包括下列三大顾虑。

 

规管苛税重担

 

商界首项顾虑:诸多规管和被征重税,大大削弱营商的灵活性;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报放宽规管和减税,股市随即应声上扬。

 

一般而言,规管会增加固定成本,对小企业造成较沉重负担,加税则对大商家影响较大,商界自然倾向支持对规管营商知所节制的有限度政府。

 

事实上,对这类措施的顾虑属较为现代的观念,在世界各地相继确立官僚制度,实施规管与征税后才出现;工业化年代以前的农业经济时期,执行国家政令须靠其他机制。在欧洲封建时代,尚未建立官僚制度,农产品征税须靠地方贵族,是以虽受国君统治,地方贵族仍相当独立自主。

 

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官僚制度,但由于以农立国,税收不足以支付官吏俸禄,贪污成风,无法改变,一旦朝政败坏,纲纪废弛,贪赃枉法的歪风便会大盛。

 

至于伊斯兰国家,管治缺乏官僚制度,往往以征伐和充公民产方式作为国库收入来源;国家统治者苏丹(sultan),则靠分配从征伐中所掠得的财物,以维系属下部落归顺之心。

 

没收财产威胁

 

商界第二项顾虑:政府在决策上肆意妄为。各地历代富商大贾,莫不担心被君主、苏丹或皇帝任意充公财产,甚至惨遭罗织罪名;所以他们都会尽量把财富隐藏,但若财富以土地产业为主,则难以掩藏。

 

伊斯兰国家的富商例必将其名下不动产交由伊斯兰信托基金管理,称为「瓦合甫」(waqf)或「奉献基金」,指定专供某方面慈善用途的捐献,例如清真寺、校舍、灯塔、孤儿院、居住小区的供水设施等等,而受惠者不一定是伊斯兰信徒,可见这类信托基金颇为共融。

 

伊斯兰信托基金旗下资产,成为富人后代的永久收入来源,免于被征税或充公。基金用作慈善用途,被视为神圣,统治者为免负上渎神之名,亦甘愿尊重有关财产的私有权,予以保障。

 

伊斯兰信托基金有为国履行社会服务之实,如此安排更可视为统治者与富人之间的不明文契约。透过基金履行善举,富人可为后代保存部份私有财产,不过社会资源却未能物尽其用,少不免削弱经济增长。

 

工业化时代以前,不论在中国、印度或欧洲各地社会,富有人家均采取类似方式,务求财产不被国家染指。

 

公私合营隐患

 

商界第三项顾虑:成为统治者的生意伙伴。与国家合作营商无疑是双刃剑格局,一方面可迅速得到垄断特权、谋取厚利,但同时受制于统治者;更堪虞者在于引起贪污,为谋特权而鼓吹寻租,令商家沦为政治说客或政客附庸。

 

历史上最初的优惠安排,通常是帝王赋予宠爱商家的专营权。1670年,鲁珀特王子(Prince Rupert)及其两名法国商业伙伴获英皇颁授专营权,开办后来名为哈德逊湾公司(Hudson’s Bay Company)的业务,独享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商贸权益,经营范围相等于六个法国之大。

 

阿当史密斯(Adam Smith)所处年代,正值重商主义(mercantilism)大盛,商贸活动旨在富国,商家就是与国家分享利益的代理人,商务一概以国家颁授的专营权形式进行。在其名著《国富论》(Wealth of Nations)中,阿当史密斯抨击垄断作为营商之道,主张以竞争取而代之。

 

时至今日,一般经济学课程都会讲授竞争有助促进创新、提升生产力、善用资源,从而惠及消费者等道理;史密斯革命性的主张,在于指出国富系于消费者的富足,而非统治者之富贵。

 

要实行这位经济巨匠的市场竞争之道,起码要法治完善,具备有助公平竞争的环境,统治者又乐于在一视同仁、尊重他人私有产权的大前提下,约束对追求自我膨胀的一己冲动。这些制度安排可为史密斯倡议的经济制度提供所须条件,却仍未足以在道德层面确立有关主张的认受性。

 

人类历史发展至今,不同社会都把追逐财利的行径视为市侩,甚或大加挞伐。商家在人类社会中一向地位低下,重商主义所以获接纳,只因高举惠国旗号以拓展商务。要推广阿当史密斯的市场竞争观念,必须视商贸寻求自身利益之举为惠及大众的可敬功业,而非为害社会的可鄙行为。

 

不予唾弃,反而推崇布尔乔亚(Bourgeois)的观念,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属创举。1517至1789年超过两个半世纪期间,历经意想不到的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之后,欧洲西北部孕育出一股崭新的自由风气,更由此卷起商贸热潮。重商观念促使全球人口从日用开支平均只得三美元的艰难岁月,迈进今日普遍活得丰盛而有尊严的盛世,Deidre McCloskey教授列举布尔乔亚的七大优点如下:

 

「精打细算:低价买入,高价卖出;交易而非侵占;三思而后行;追求卓越,手法干练。

 

「气度沉稳:善于积聚;营商处世,着重自学;以客为专;坚拒欺诈;处处反躬自省,寻求互让之道。

 

「刚正不阿:坚从正道求取私有财产;论功行赏;表扬劳动;打破特权;用人唯才而非唯亲;不妒忌别人成就;将创意付诸实行。

 

奋勇无惧:开创新业务;敢于转变;不畏破产收场;接受新意念;新一天,新开始,乐于接受新挑战;拒与宣称资本主义已死的悲观派同一见识。

 

「爱己及人:关顾至亲,同样关顾员工、伙伴、同事、顾客,以至广大市民,并以全人类福祉为念。

 

「信念坚定:敬重商界同业;标志辉煌往绩;承传经商、学习、宗教各种传统;回溯过去,确立身份;

 

「满怀希望:构思更佳任务;赋予日常工作使命感;视辛劳工作为神圣任务。」

 

布尔乔亚价值

 

布尔乔亚价值遍地开花,同时为改善物质及精神世界带来新机遇。现今世代的经济大事并非经济大衰退,而是中国、印度开始接纳阿当史密斯的经济观和香港经验,并且对久被否定的布尔乔亚重新赋予尊严和自由,从而大大激发经济增长。

 

毋庸置疑,如此翻天覆地的经济转型总会荆棘满途,对早于二千多年前就已设立官僚制度的古国而言尤甚;纵然人人寄予厚望,中国重建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前路,难免曲折漫长。

 

假使香港的布尔乔亚价值得到认同,商人受到尊重,未来发展将维持繁荣;若仍继续享有一贯自由,香港人亦不必惧于肖建华失踪事件,毕竟其发迹主要乃是国家与内地市场关系持续转型的副产品。

 

政府若继续保持规管宽松、税率偏低,则商家应无惧于上文所述的首项顾虑;若政府不会任意充公商家财富,则第二项顾虑自然消失于无形;不过第三项依然存在,也就是阿当史密斯在其身处时代所担忧的商业活动,亦即商人与国家合作营商,而却不获以法治为据,相信这亦是发生市民失踪事件的原因。

 

Share 分享到: 新浪微博   腾讯微博   人人网   FaceBook   Twitter   Google+  
Print Friendly

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:繁体中文, 英语

Leave a Reply

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.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*

*

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: <a href="" title=""> <abbr title=""> <acronym title=""> <b> <blockquote cite=""> <cite> <code> <del datetime=""> <em> <i> <q cite=""> <strike> <strong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