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本文于2017年6月28日载于《信报财经新闻》)

 

上周末沈联涛在《南华早报》撰文,论述亚洲面对市场下一轮调整有何前景,观点准确到位:「归根究柢,发展命脉取决于人口分布和地理因素」。香港具备亚洲最健全的市场机制,同时占尽地利,有利于在变幻不定的世界经济气候中缔造契机,可惜在人口因素方面吃亏。

 

香港位处全球最高速增长地带。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意大利七大工业国占全球GDP的比率,由1990年高达65%跌至2010年的45%,所流失的20% ,尽由中国、南韩、印度、波兰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六个国家取得,此中有四个国家皆在亚太区;香港位处区内中心,毗邻四国,所占优势实在无与伦比。

 

本地人口之不利因素,在于就业人口日减之余,其质素提升进度亦缓慢。根据政府估计,就业人口在2016至2026年将减少3.9%,2026至2036年则减2.2%;尤其令人忧虑的是预计25至44岁的年轻就业人口,于此两段时期内将分别减少10.4% 与7.3%。【图1显示直至2061年本地就业人口的预计数字。

 

 

投资教育 延揽人才

 

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及老化,将引致投资和职位流往别处。为保高增值职位的投资,年轻一代必须大大提升教育水平;来届政府应以教育投资为首要任务,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。政府以学券方式,资助自资大专院校学生,有助达成此双重目标。

 

教育投资若缺乏增长,香港人力资本(平均教育年数乘以就业人口)总值将于2016年后停止增长(【图2)。事实上,自1996年开始,25至44岁一组的教育年数增长已显著放缓;45至64岁一组的教育年数增长则于2016年开始放缓。

 

 

 

 

当然,若要资助所有人都接受大专教育,只会令教育投资失去净回报,造成浪费,况且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适合。但现时本地大专教育无论在个人、社会两方面,回报率依然甚高,分别达23.6% 和13.1%。教育投资回报需时,扩大教育投资的规模、步伐以及范畴,实属政府当务之急。

 

全球竞争日趋激烈,教育投资无疑至关重要,却难望及时见效,容易错失经济良机。比较进取而持续的方法,须靠输入外来技术和人才,从而保障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。

 

引进人才与技术并不会令本地雇员工资下降,皆因随着投资扩展,会提供更多新职位,待遇亦会更高。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优质职位全赖投资,人才短缺却足以令投资者却步。

 

东欧和前苏联共产政权倒台后,大批犹太移民涌进以色列,事实证明人才技术有助带旺经济,惠及全民,即使当地低技术人口亦受惠;不但始创企业应运而生,优质职位亦相继大增。以色列得以发展其科技经济,外来移民实在居功至伟。

 

回溯二战后的香港,亦可见外来移民对造就新行业功不可没。以为外来人才只会降低本地工资,乃基于投资额不变的想当然说法,但若只是技术与人才短缺,资金不愁来源,此一观点显然站不住脚。

 

若未能及时对症下药,解决房屋及基建问题,实在难以吸引足够外来人才;其中尤以房屋问题最为廹切,本地人亦对此极之不满。

 

改革公营房屋政策

 

政府实有必要彻底改革公营房屋政策。现届政府仅以增辟土地、加建房屋为对策,是为应付同一挑战的两个阶段:土地好比面粉,房屋则是面包,为求扩大房屋供应,唯有增辟土地;这种思维不尽正确。

 

香港房屋市场颇为复杂,且受严厉规管。2016年,居于资助出租房屋的住户占全港住户30.4%,居于资助自置居所的住户占15.9%;租住私人楼宇的住户占13.0%,自置私人物业的住户占36.2%。

 

公营房屋与私楼市场分别很大:公营房屋单位不得出租,出售居屋转名亦受严格限制。只有私人楼宇(占全港住宅单位49.2%)才可在公开市场自由转让,既可自住,亦可出租。

 

公屋租户来源不外徙置与低收入两类,入息审查只适用于后者。有些低收入住户后来经济环境逐渐改善,变为「富户」;但其实公屋「富户」既无清晰定义,身份亦难以确认。

 

未有如实申报入息和资产的公屋「富户」,即使东窗事发,亦只须缴交双倍租金,而不会被迫迁,大量公屋单位未能妥善分配。199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,公屋租户之中,拥有私人物业者占15%。

 

当局虽屡次试图迫使「富户」迁出公屋,却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分化与对抗情绪,皆因入息和资产易于隐瞒,「富户」身份难以界定。

 

单凭几个数字实难以界定家庭实际经济状况,透过既定清单所列要求,以一刀切的方式厘定资格,亦有欠公平公正;对受影响者而言,只依据可被矫饰的数字更只会加深有失公平、有欠公允的印象。

 

1987年实施「双倍租金」政策之前,公屋租户的居住环境极为挤迫;时移世易,居所挤迫现在已非问题症结所在。推行「双倍租金」政策之后,不少在职子女为免超出入息和资产规限,纷纷迁出父母的公屋单位。

 

这一众年轻人一边租住私楼,一边轮候公屋,影响所及,公屋平均住户人数急剧下降,现已降至与私楼租户相若水平。目前,就面积相若单位而言,公屋的居住环境反不如私楼挤迫。

 

出现上述情况,皆因公屋单位既不能如私人楼宇般改为「劏房」出租、分租,亦不可在市场上出售。无论昔日的公屋单位,抑或目前私楼市场的「劏房」,蜗居现象均属房屋资源与人口错配的明证。

 

另一背后原因,是原本针对公营房屋住户的政策波及私楼市场。公屋挤迫环境的逆转效应情况严重,皆因规模较小的私楼出租市场(仅占全港住宅总数13.0%),要承受由占全港住宅总数30.4% 的公屋租户带来的冲击。而受欢迎的劏房地点就更形集中。

 

若说2016年11月实施收紧公屋「富户」资格的政策,进一步令租住「劏房」的问题恶化,我是丝毫不感意外:有关政策势将促使更多公屋住户成员,为求符合规定资格而分家,迁出之成员导致公屋轮候册上申请人增多,政府则以此作为租住公屋需求日增的证据。

 

换言之,出租公屋制度无形中内置自行壮大机制,令出租私楼市场相对地日形收缩。另一方面,公屋租户于离婚后一户分为两户,同样使公屋轮候册的名单愈来愈长。

 

双重挑战 双管齐下

 

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角度看,出租公屋单位数目节节上升,占住宅数目的大多数,对招徕外来技术和人才绝非好事。

 

置业能力是市民大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首要途径;经济日趋繁荣,楼价自然水涨船高。一个城市若置业者多,等于分享经济成果者众;但若大部份属公屋租户,则容易滋生「资源重新分配」主张与妒忌心态,造成政治分化,不但有损经济增长,更会产生经济共衰的观念。

 

社会上一旦公营房屋住户占多,容易因惧怕外来技术和人才来到会掠取其所享福利而产生抗拒情绪。相反,自置物业者居多的社会,会视外来人才技术带来共荣而非共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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